不同温和度的土壤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精细化程度（分辨率）。

自给自足的劳动是一种典型的非交换类方式，用货币购买所需要的商品则是一种典型的交换类方式。没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之前，过快地增大一个社会的精细化程度（分辨率）迟早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里要指出的是，精神病人的行为、严重智力残缺的人的行为、丧失理智的人一时冲动引发的行为，以及失手、无意识行为等都被排除在有限理性行为之外。因为相互之间有了感情，甲可以让乙为其出钱或出力，从而满足甲的需要。（5）专业规则机制用专业规则来获取所需要的资源的资源配置方式即是专业规则机制。该企业的法律顾问会很专业地告诉该主管，这个员工想告你也很难胜诉，因为他取证太难了。首先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哪些自然人、法人或者哪些力量可能伤害受害人？又或者一个普通人有可能受到哪些人或哪些力量的伤害？一些法学家遇到这个问题时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权力（或政府）。

（2）中国法律人要全面地分析法治难以落实的种种原因，设身处地地理解一般民众舍法律而倒向权力和民粹的原因，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为实施程序正义和法律规则创造前提条件和温和的土壤方面，而不是一味地、流于表面地批判公权力缺德、批评民众愚昧。感情可以出现在各种类型的人际关系中，也可以出现在各种组织的成员间。中国官员时常援引毛泽东语录：搞立法就是搞科学。

法律实施的过程并非自动售货机那样，形成事实与法条的及时准确对应。国外面对此种问题，可动用的制度化资源是司法审查制度，借由法治与民主的相互制衡，达成立法弊端之最小化。但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法治发展呈现出一幅诡异的画面：亦即法律愈多，秩序愈少。早年韩国曾实行过类似法案，结果不仅限制公民表达自由，而且因黑客攻击和不良商人的功利操作，造成公民信息大量泄露，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后来又不得不废除该项法案。

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由国家有权机关并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来加以限制，如果限制不当还必须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多数决定基于种种原因均可能演化为多数专横，侵犯少数人权利、损害公民基本权利、阻塞社会阶层流动通道。

但逻辑和经验的事实都证明立法时常不科学。法律是语言的艺术，而任何语言都具有模糊性、抽象性、开放性，要将法规范适用于法现象，必须型构良性的法解释机制。一百条立法抵不上一次严格的执法。而中国当下并无鲜活的消除立法弊端、保障法制统一的制度化机制，仅靠立法规划、立法审议、立法后评估等过程性制度来消除立法的不科学性，其收效甚微。

法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立法仅是其中关键性的一环。如果社会中有能超越法律、践踏法律的特殊组织、特殊个人，则不能多么科学的立法、多么声势浩大的法律宣传，都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实然与应然的反差，口惠与现实观感的严重背离，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对此种宣传表示怀疑甚至反感，进而对法治发展冷漠甚至完全丧失信心。家庭制度、法庭制度、宗教信仰制度作为与人的秉性（感性、理性、灵性）相关的三大主体性制度，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往往被官僚政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工具性制度侵扰甚至僭越。

部门利益法制化、地方利益法制化是中国立法的重大痼疾所在。中国五四宪法、现行宪法被公认为是较好的宪法，而五四宪法基本没有实施，现行宪法也是实施效果不佳。

有了好的立法，好的法律实施保障制度，则还需要社会大众有良好的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此种宣传套路几十年一以贯之，但公信力却成衰减之势。

信息的知情权和发布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重要内容。现行宪法颁布时，官媒众口一词地称其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书。是以法之实行，必仰赖于良好的法治实施机制，否则再好的立法也可能只是摆设而已。公民明知网络侵权，却受制于最高法院有违宪之嫌的司法解释（网络言论纠纷案件不予受理），不能寻求司法救济。给人的感觉，是此法一立，一切官方或民间所不喜的网络乱象会立即药到病除。网络服务商过去仅凭网络行政部门的内部通知、口头指示或者自我政治风险、商业风险评估，就对公民网络信息予以屏蔽、删除甚至禁言。

行政诉讼法颁布时，官媒指称为中国第一部民告官的法律，将开创遏制公权乱作为、不作为的新时代。这样体现官方惯常维稳思维的法案，能否达致预期目的，未经实践检验不可遽尔给出结论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求政协章程发生制度性的变化，要求政协委员自由选举产生。既然如此，赵克罗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他不过是在履行自己作为政协委员的民主监督职责而已。

不过这些条款中的民主监督或者建议和批评，主体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而非政协委员个人。不难看出，此条规定容易产生歧义。

虽然《宪法》第三十五条确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但因言获罪、因言被劳教、因言被停职的案件和事件频繁发生，令人不寒而栗。即使心知肚明，即使义愤填膺，最好的处世哲学也是莫言。赵克罗的政协常委之身份，客观上作为一种保护，还可让其在发布言论后免受劳教之苦，但是其政治前途或遇阻或终结。虽然一些人可能不喜欢微博，但它是一种合法的传媒形式和言论平台，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一些官员目无宪法，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动不动就钳制公民的言论。第九条亦提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

进入 王建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平坟运动 言论自由 。为什么在微博上对平坟运动表达点不同意见，就会招致这样的结果呢？试想一下，如果赵克罗没有政协常委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他在微博上反对平坟运动的后果会如何？可能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当然也可能受到当地权力部门的警告、拘留甚至劳教的处罚——正如过去几年在重庆黑打时期发生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赵克罗确因微博言论而失去了下届政协委员和常委的资格，也难以找到救济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讲，赵克罗的遭遇和忏悔受到舆论普遍关注的原因在于，网络言论尤其是批评言论为何屡屡受到压制。

相关规定的确赋予了政协建议和批评的权利，譬如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政协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民主监督意味着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第二条）。中国有句古训：言多必有失。赵克罗的例子表明，争取言论自由可能要付出代价。然而，这并不能确保他的政协委员和常委的职务不受影响，因为这种职务是由政协协商邀请或者政协常委会协商决定而来。

殊不知，任何试图控制言论的行为，往往适得其反。章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则直接涉及政协委员个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有通过本会会议和组织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参加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和各该地方重大事务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以及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参与调查和检查的权利。

河南省政协常委赵克罗近来因在微博上批评南阳平坟运动而栽了跟头，不仅被指给河南及南阳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而且还丢掉了下届政协委员和常委的乌纱帽。但相对于被沉默的恐惧，付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

它告诫人们少说话，否则容易出漏子，甚至酿成大祸。实际上，天下没有免费的自由。